信念的背景（之二）

众所周知，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古希腊的两大哲学家，而他们两位有时候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气质的两极：柏拉图代表着诗意的气质，而亚里士多德则代表着科学的气质。但是在今人看来，这种过于简单的分类显得有些低智商。必须了解的史实是，没有哪个古希腊人，更不必说柏拉图了，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无聊、无趣且无意义的梦幻世界中，因为这个感官世界对他们而言，已是如此的光鲜灿烂，由此导致了柏拉图尽力去亲眼目睹，并做出超越性的思辨，他得出这样的理念：在某个说不清、道不白的地方，一定会存在着某种永恒之美，这种美是永远不会凋谢或者死亡的。同理，在空间和时间之外、在眼睛、耳朵或者其他感官能够感知到的对象之外，也存在着一些永世不变，也无法改变的永恒理念。这些理念是我们在地球上所体验的肉体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理性原型和模型。我们通过自己感官所认识的对象，都参与了这些永恒的理念，但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身，却只能在自己的心里加以“理解”。只有“善的形式”，才能超越一切其它的理念或形式。这是理解整个概念的关键所在，因为正是“善的形式”，使得这个世界可以为人所理解，使得我们聪明起来，更使得舞蹈等所有的艺术形式有了脱颖而出的理由和繁荣兴旺的价值。

现在，很难让人类想象一个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以外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逐渐被当作一个真实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月下”这个词指的是月亮轨迹中和轨迹下的全部区域，即我们的地球，以及环绕着它的大气层。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其中有变化和衰退、悲伤和痛苦、所有肉体必须承受的疾病，直至死亡。而在超越了月亮轨迹的那个区域，虚幻的空气取代了实体的空气，只存在柏拉图思想中那个永恒的、没有变化的世界，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衰退，没有死亡。在那里，星星在其自身的轨道之上，用完美的曲调、完美的和声在唱歌，用完美的韵律、完美的构图在跳舞。

这就将我们带到了这个宇宙上、文艺复兴景象背后的那个第二号伟人面前——他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古希腊的一位数学家，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思想就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两人的观念，尤其是他们两位关于艺术理论的集大成。

每个欧洲的学生都会知道，毕达哥拉斯还是著名的哲学家，并在几何学方面贡献颇大，后者的基本原理成为芭蕾舞剧构图的重要依据。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由他这位“数学家上帝”创造出来的、比例和谐的世界里，而艺术的目的则是帮助人类与这种天国的和声与构图和谐共处。

当今人读到这些印刷出来的冰冷文字时，会觉得它们不着边际，或者故弄玄虚，并且很容易将这些理念同那些光着脚丫、披着薄纱，合着德彪西或拉威尔的音乐，在舞台上、教室里或者大自然中，模仿着邓肯（Isadora Duncan）那梦幻般眼神四处奔跑的女性们联系在一起。但在伊利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些理念是所有强者们都坚信不疑的。只不过在当时的英国各地，人们虽然都在跳舞，但那些民间舞却从未被主流社会看做是什么“艺术”，因为当时的“艺术”的确只限于阳春白雪的范畴之中，而那些自诩为“艺术家”的人们也习惯于以此为荣。

不幸的是，时至今日，跳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小姑娘或少女们自娱自乐的事情，而这就使我们难以想象伊利莎白宫廷里发生的情形，以及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轻歌剧和音乐喜剧中的情景了——帕凡（Pavane）尽管舞风庄重而简约，但在当时英国的通俗舞台上却没有一席之地，仅受宠于那些在审美上比较保守的人们。但是，人们依然能在莎士比亚悲剧的背后感受到帕凡的庄严肃穆，就像同样能在莎翁戏剧中察觉到加亚尔德（Galliard）那种贵族舞蹈的风范一样。事实上，如果当时的话剧演员将这些贵气十足的舞蹈跳得像专业舞者们那样好，演出的制作人就不必为了给话剧增光添色，而将那些并不称职的舞者们引入话剧了。不过，在那个时代，每部青史留名的话剧一定在整体节奏上，因为引入了舞蹈而表现出来的清晰度和准确度，可以同莫扎特的歌剧相媲美。

统一、协调和清晰，古典艺术品的三大要素，也出现在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的舞蹈代表作中。而那个崇拜自然和热衷于文学夸张的世界同我们今天这个任何孩子都有机会学舞、任何成人都有机会跳舞的世界之间，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对当时那些舞蹈的情状，我们可借用英国诗人约翰·戴维艾斯爵士（Sir John Davies）1596年在其作品《乐队》中的诗句来想象：“让他们去学跳舞吧……而且去模仿天上的星星；当你生命的曲折将为脸色苍白的死神服务时，你灵巧的身体部位必将同星星永远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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